在我国，民生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。而目前基本的吃穿住行需求中“住”是很多人倍感困扰的难题之一。孩子上学，青年结婚，老人养老，房子的问题牵扯着全国老百姓的神经。据住建部数据显示，全国目前平均房价已经接近1.5万元，其中一二线城市的平均房价已经涨到了7万/平，一些发展较快的三四线小县城房子均价也突破了万元大关。而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仅为27540元，每个月大约2295元，真是辛苦一年，还不够买一个卫生间！

为了使群众安居乐业，我国不止一次地对房地产市场实施调控，房价也有所降温，不过仍然难以根本解决。

其实我国很早就已经开始注意住房问题。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仅为3.6平方米，缺房数达到869万户，占城市住户的47.5%，十分不利于城市化进程。1998年，我国房地产市场迎来了第1次房改，放开了购房需求，允许居民购买商品房。20年间，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从18.7平方米增长到39平方米，城镇化也由原来的17.92%提升到63.89%。住房短缺时代过去了，但是房价也水涨船高。

根据4月百城房价收入比数据，2020年高房价收入比前十城市分别为：深圳、三亚、厦门、北京、上海、福州、杭州、广州、天津和南京。几乎都分布在长三角、珠三角、和海峡经济圈，都是我国人口稠密的地区，而且前5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均在30以上。连最低的南京房价收入比为18.6，这意味着，一个南京普通家庭不吃不喝要18年以上才能供得起一套房。而深圳房价收入比高达48.1，成为了全国购房最难的城市。

城市的建设流入了更多的人口，住房需求也随之增加。房子变得供不应求，房价也吸引了大量的资本介入。炒房客、炒房团的逐渐增多进一步推动了房价上涨，房子也过早的由居住属性转变为投机属性。不仅让刚需群体买不起房，也对实体经济产生了影响，同时也不利于城镇化进程推动，很多人连租房的钱都负担不起，逐步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、城乡壁垒，大量对城市失去信心的年轻人回流到了原本的居住地。

据《2021年10城毕业生租房报告》显示，我国租房人数已经超过2亿人，90%的大学生毕业后都通过租房解决居住问题。北京、深圳、广州3个城市的毕业生租金预算普遍突破3000元，北京已经接近4000元大关。江浙沪区域预算均为2000-3000元左右，而天津、武汉、成都等新一线城市则不超过2000元。其中毕业生35%会选择与陌生人合租，其次是一个人单独租房和与熟人租房，分别占比28%和26%。在原本预算的基础之上，还有9成的毕业生愿意为了生活品质继续提高租房预算。

如何解决年轻人的住房问题，让困难群体不再为居住问题而焦虑，更好地实现经济协调发展，是不少大城市正在考虑的问题。最近，北京大学徐远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：将“二次房改”与“二次开放”一起发力，推动经济进行新一轮增长，对外实行“二次入世”，对内启动“二次房改”，具有短期、中期和长期的战略性利益。他还建议：每年在大城市新建1000万套低价的安居房，平均每套50平方米，主要面对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出售。

“二次房改”摆脱了纯商品房模式，更加照顾更多人的利益。

首先，“二次房改”土地不再是“价高者得”，而是由政府进行定地价、定利润率、竞房价。其次，“二次房改”不仅考虑买得起商品房的人，也考虑了低收入人群和中等收入家庭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年轻人的压力，并且对买家有一定要求，减少了房屋的投资属性。而且“二次房改”尽可能的兼顾公平，以平均50平方米为例，在北京地区，如果商品房单价为3万一平，这种安居房打7折，一平就是2.1万，那么买下一套安居房只需要100万元左右。最后，“二次房改”既包括政策性租赁房，又包括共有产权房。那么没有房子的人就可以用优惠的价格买到同地段的共有产权房，在社保、教育方面，和商品房享受同等的权利。

那么“二次房改”什么时候能够落地呢？2009年我国住建部已经牵头了一个调研小组进行探索，结合第一次房改经验来看，1978年提出，1998年落地，大约20年的周期，可见距离“二次房改”也不会太久了。如果能顺利解决大城市住房问题，不仅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，也有利于我国“三胎”生育政策的推行。那么你认为“二次房改”的推出能解决现在的“住房难”问题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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